中国诗歌不能丢弃乐府精神

    乐府，本是自秦代以来历代官方所设立的一种行政机构，它的作用主要是掌管音乐，并监管搜集各地的民歌，配上音乐，便于在朝廷宴饮或祭祀时演唱。

    说到乐府，以两汉乐府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最大。汉武帝时期，乐府机构被官方大规模扩建，其从民间搜集的大量的诗歌，后人统称为汉乐府。后来“乐府”便成为了中国诗歌的一种体裁。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而“新乐府”一名，是白居易相对于汉乐府而提出的，其含义就是自制新题以写时事。新乐府诗歌不以入乐与否为衡量的标准，因此尽管实际上它们全是“未尝被于声”的徒诗，但仍自名为乐府，并加上一个“新”字以示区别。从音乐角度看是徒有乐府之名，而在内容上则是直接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真正的乐府。

    所谓“新乐府运动”实际上应该是由杜甫最先开创的，后来顾况继承其事，张籍、王建也为此做了导向，最后到了“元白”时期，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这一运动推向了顶峰。

    乐府诗本身就是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感染着其作家和读者，如果说盛唐时期的杜甫只是以“即事名篇”的方式来继承和发扬现实主义精神的话，那么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则把乐府诗的现实主义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白居易自称其诗“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要求“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把现实主义看作是自己诗歌创作的最高准则。他的五十首乐府诗充分的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各个角度揭示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矛盾，提出了异常尖锐的社会问题，其中卖炭翁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作。

    现实性是新旧乐府诗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两汉乐府的现实性，直到现在仍旧震撼着后人，而新乐府则把乐府诗的现实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此，有人曾说：这个高度是后人无法超越的，因为只有具备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到达这样的高度，缺一不可。

    所谓“乐府精神”其实不仅仅是现实主义精神，而是诗歌或任何作品本源上必须在建构时要考量到的价值或意义取向：要不向真向善向美，要么批假批恶批丑，要不激发想象或单纯游戏娱乐；总之，要有用，要对道德精神或人性灵性有用。

    现在，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汉语诗歌处在了两种两难境界：

    一是，雅，雅不得，遭人“敬”而远之；俗，也俗不得，更遭人诅咒唾骂；甚至，所谓雅俗共赏的，也到处碰壁。

    二是，无论是走官刊道路，还是走民刊道路，诗人们的生存处境，都很尴尬。走官刊道路的，被视为口是心非、无病呻吟、甚至是良知尽失；走民刊道路的，被视为不识时务、刚愎自用、甚至是神经错乱。

    曾经一度时期，写诗被称为驴叫，甚至有人大骂：饿死狗日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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